8月21日，逾11000名奥赛运动员便将离开里约热内卢，有些人带着金牌回国，其他的则带着期待破灭的沉重负荷。尽管他们所取得成功的程度不同，大多数人回到家时，等待他们的都是同样的惊讶：感到生活突然变得平凡了。
这种急转而下的情绪低落，可称之为“后奥运抑郁症”──或借用密西根大学续效心理学中心主任、运动心理学家司各特．戈德曼的说法，一种“亚回复”症状。
“试设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马当先的过山车，刚刚还在兴奋疯狂地飞速冲刺，”戈德曼说，“这种每小时90或100英里的行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的那一秒钟戛然而止……（运动员）疲惫不堪，那就像是他们身体体系的一个逆袭。当该说的该做的都完结之后，他们生理上已被消耗殆尽，心理上也是。”
根据戈德曼的说法，那种感觉与我们经历人生重大事件之后──例如结婚、生孩子或新作出版──之后所感到的失落感并无二致。但在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场合，有些人会感到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失落中──最终罹致临床抑郁症。
以密西根出生的游泳运动员艾莉森．舒密特为例。她在2012伦敦奥运会赢得五块奖牌后（其中三块是金牌，并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舒密特沉堕进一个她无法逃出的深洞里。她不知道自己因何忧郁沮丧──尤其是考虑到她无可争辩的成功──但她知道自己需要心理辅导。作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抑郁”在运动员更衣室内仍然是个不体面的词。
“我不想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她在底特律接受电视4频道采访时说，“我不想求人帮助，但在此情况下我发现……我不能靠自己熬过去……有这么一种症状，他们管它叫‘后奥运忧郁症’，我想我有点儿这种症状，我一直让自己孤立无援、孤立无援。”
在里约奥运之前（舒密特在里约奥运上摘得两奖牌，一金一银），她在《赫芬顿邮报》上详细谈到运动员的思维方式：“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我们能排除万难，我们什幺目标都能达到，人们总是对我们说别求助于人。到最后，我们不再需要教练来帮我们尽善尽美，不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们尽善尽美。”
舒密特绝非孤立个案。她在国家队的队友迈克尔．菲尔普斯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赢得八块金牌后也经历了情绪化的低沉期。“我走了些错误的弯路，发现自己在你无法想象的黑暗之处，”他在里约奥运开幕数日前告诉鲍伯．科斯塔斯。他说他在2012伦敦奥运前几乎没怎么训练，不过在2014年醉驾出事后，他进了戒毒所，并得以重燃竞泳的热情。
马克．施皮茨──1970年代的菲里普斯──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上赢得七面奖牌和刷新七项世界纪录，也许他在第七项赛事前对ABC的迪薇罗娜所说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它曝示了一个运动员的内心挣扎：“我知道我在每次大赛前都说我不想再游了，但这一次，我是认真的。如果我出赛六次赢六次，我将是个英雄。如果我出赛七次只赢了六次，我将成为狗熊。”
当然，施皮茨赢下了那项赛事。之后他退役了，年仅22岁，把岁月花费在从游泳池外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上。他放弃了修读牙医的计划。他尝试进演艺圈。他开始做房地产生意。到42岁那年，他发现自己仍然对奥运会赛场抱有渴望，想卷土重来，却未能赢得参赛资格。
卡罗琳．茜尔比，她是运动心理学家和前速滑选手，花了14年时间训练打造国家花式滑冰队。“有些运动员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个骗子，”她说，“他们认识到，眨眼间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他们的成就被瞬间偶象化，可能导致强烈和恒常的忧虑，担心自己不像别的人所想像的那样出色，或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出色，而被抛弃、被批评、被判出局。”
那么，奥林匹克选手有什么办法避免“后奥运危机”呢？临床运动心理医生克莉斯汀．凯姆从事绩效谘询业务，据她所见，关键在于一个运动员要有所准备在其竞技领域外构建自我。
凯姆在里约热内卢和一名在2012年因毫厘之差未达参赛资格，之后花4年时间为里约奥运作精神和体能准备的女运动员一起工作，她说：“你获得的成绩并不代表你本人。你必须把你的个体与成绩区别开来。这是你所做的，是你所享受的──它是一份礼物，享受这过程，享受这一刻……如果你能夺到奖牌，那太棒了，但要放眼奖牌之外，放眼比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员更重大的人生目标。”
她续说，拟就长期计划有助运动员免于陷入临床抑郁症。“有时间不花在训练上会让你觉得奇怪，但重要的是你得有一个支撑的网络，去忙乎、去旅游、去做些和你的竞技项目没什么生理上关联的事。”
柔道运动员塔拉杰．默里-威廉斯出生在纽约市，参加过两届奥运会，其中第二次是他23岁参加的北京奥运会。他在与奥运武术项目选手拉迪．弗格森合写的一篇博客“后奥运精神失调：奔金牌路的阴暗一面”里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写道，与经历过的奥运会“超级英雄状态”相比，回家后的生活显得“令人厌恶的平淡”，“平凡生活和站在奥林匹克山的崇高顶点上看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默里-威廉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不久就退役了，致力于在运动生涯之外定义自我的价值。
密西根的运动心理学家戈德曼博士认同，当运动员过份等同于他们的体育成就，他们便可能失去“我是谁”的感觉。他发现要分离开两者是困难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说“我是个游泳选手”要比说“我曾经是个游泳选手”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提醒运动员，他们拥有的技能和人格特征，那些推动和驱使他们在体育竞技中如此优秀的素质，是可转化的，”戈德曼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热爱的其他事物，那么他们可以把所有那些激情和职业道德、勇气、弹性、创造力及适应能力转化到他们下一阶段的兴趣里去。”
凯姆持同样看法。“如果你打算转入别的事物，你应该总是有一样事物你可转入。你应该总是有一个未来的目标。哪怕它只是安排一次旅行出游。因为，断然截然中止某习惯，那是个很易滑倒的斜坡。”
默里-威廉斯的例子是个成功的故事，因为他靠完成学业和开业从事一门金融服务生意而拓展出一个新的身份。他借在古希腊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短跑获胜者“来自伊利斯的科勒布斯”之名，给自己的公司起名为“科勒布斯财富管理”。当被问到他对那些向里约热内卢进发的人们有何建议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出回答：
“作好比赛之外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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