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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延复，钟秀斌
来源:《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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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大师生共甘苦，把一生献给清华
梅贻琦 — 寡言真君子
1962年5月19日，著名教育家梅贻琦与世长辞。梅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
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
梅贻琦与同事合影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
（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梅贻琦（中）与胡适（左三）
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辞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之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品味梅贻琦先生之办学理念和人生志趣。
（1941年昆明清华大学校领导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28岁的正教授
西南联大落户昆明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彥（如吴晗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影
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我作校长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
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
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
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1948年8月16日，到清华大学视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左）由梅贻琦（中）送出校园。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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